在21世紀的今天，垃圾的分解與填埋過程中對當地環境造成破壞則越來越難以回避。垃圾對我們生活帶來了不可忽視的破壞。

   “垃圾圍城”正在全球蔓延

   2009年華盛頓的一份報告讓我們看到了海洋的垃圾之困：從廢棄漁網到塑料袋，香煙過濾嘴，危害全球海洋和海岸海洋垃圾問題正在愈演愈烈。報告指出除了少數幾個國際、區域和國家在減少海洋污染上有所努力外，傾入海洋垃圾數量已經達到了警戒位置，進一步在全球危害人類健康安全、傷害野生動物、損壞海中設備和破壞海岸環境。

   成為全球趨勢，垃圾是城市發展的附屬物，城市和人的運轉，每年產生上億噸的垃圾。一邊是不斷增長的城市垃圾，一邊是無法忍受的垃圾惡臭，成為城市垃圾處理中的棘手問題。高速發展中的中國城市，也正在遭遇“垃圾圍城”之痛。

   中國也在面臨“垃圾圍城”的痛

   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沒有合適場所堆放垃圾。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城市垃圾歷年堆放總量高達70億噸，而且產生量每年以約8.98%速度遞增，北京每天產生垃圾1.83萬噸，每年增長8%。而北京市的垃圾處理能力，僅為每日1.041萬噸，缺口高達8000噸。據上海市社科院調查數據（2010年），截至2010年底，上海生活垃圾日產生量達2萬噸。同樣，廣州作為華南地區人口超千萬的超大城市，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多達1.8萬噸。十幾年前的數據已經如此龐大，更遑論今日。

   垃圾成堆，不僅僅給人以感觀上的刺激，還有更大的害處。生活垃圾中，廢塑料占三分之一以上，廢塑料上百年難以溶解，如果進行焚燒，會產生多種有毒氣體污染空氣。如果入土掩埋，會影響植物根系的生長，改變土壤結構，還有可能污染地下水。在中國南方，氣候溫暖潮濕，垃圾的有機腐物達80%，垃圾腐爛速度快，滲濾液多，危害更加嚴重！

   破解“垃圾圍城”，要靠垃圾分類

   相關數據表明，我國每年的垃圾增長速度明顯，但垃圾處理能力并沒能跟上。全國垃圾中有四成沒有集中處理，北京的垃圾在未來四五年內將無地可埋，上海有的垃圾場已與居民區為鄰……隨著“垃圾圍城”困境日益凸顯，垃圾處理的“中國式出路”到底在哪里？

   “沒有千家萬戶的積極參與,將垃圾從源頭分類,再先進的機器和工藝也難以完全實現垃圾的無害化處理。”在可持續城市垃圾管理研討會上,垃圾處理專家這樣說。

   要破解垃圾圍城難題，一是完善制度，修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明確規定城市垃圾的分類和投放方法，細化獎勵和懲罰措施等內容，從法律上保障城市垃圾管理的有效實施。二是加大執法力度。對違反法律的行為，應當及時制止并作出有效處置，及時消除危害后果;涉嫌犯罪的，應及時向公安機關移送，警示潛在的環境污染企業，促使其提升排污減排能力。

   國內早年垃圾焚燒比例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宋國君領銜的課題組曾用經濟學模型對垃圾焚燒的社會成本進行評估，發現垃圾焚燒會帶來多重浪費。

   既然垃圾焚燒會帶來多重浪費，如何才能顯著、全面地降低垃圾管理的社會成本？宋國君等人調研后給出的答案是“源頭分類、資源回收后再焚燒或填埋”。

   源頭分類，將顯著降低社會管理成本

   課題組核算后發現：源頭分類后，由于收運、焚燒成本降低，健康風險降低，資源回收增加，垃圾管理社會成本降低至原來的1/3。在宋國君看來，持續、努力地推動垃圾的源頭減量和分類，才是解決垃圾問題的真正出路。

   早在2015年5月發布的《中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狀況評估》報告中，宋國君等人就提出，只有制定城市生活垃圾源頭分類和信息公開法規，修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明確分類對象、分類與投放方法、獎勵與懲罰措施等內容，才能保障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有效實施。

   對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焚燒廠執行水和空氣的排污許可證制度，是課題組提出的另一個建議，目的是“以許可證為記錄、核查和監管手段，增加填埋場和焚燒廠的違法排放成本，促進其連續達標排放，進而倒逼源頭分類與減量”。

   可見，無論是信息公開、排污許可證制度，還是修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其目的都是用政策的確定性和法律的權威性保障垃圾源頭分類和減量。“很明顯，將生活垃圾管理關口前移，在家庭和辦公室就進行源頭分類，可以實現減量化和資源化，最終降低無害化處置的成本。”宋國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