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自：中國智慧開發區

    “競爭戰略之父”邁克爾·波特曾在他《國家競爭優勢》這本著作里明確指出：每一個國家的發展將經歷四個發展階段，分別是生產要素導向、投資導向、創新導向、富裕導向。而衡量一個國家產業是否具有競爭優勢，主要看能否向更多其他國家持續大量出口的能力。

這個邏輯之下，中國正經歷一場硬件到軟件、從上層應用到底層實力的迭代輸出過程，從早些年的核電、高鐵，到近幾年的數字經濟，在國內“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持續不斷地強勢展示“中國方案”。

　　2020，庚子鼠年，最大的“黑天鵝”新冠肺炎疫情給了現實重重一擊。然而好消息是，國家統計局在2021年1月18日宣布2020年我國GDP（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00萬億元（101.5986萬億元），同比增長2.3%。在2020年如此艱難的年份迎來“硬核”增長，實屬不易。

　　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是三駕馬車，“消費”、“出口”、“投資”在過去多年為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新基建”作為“投資”的關鍵抓手之一，短期對沖了經濟下行的壓力，長期則為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升級發展需求奠定強大基礎。在這樣的新引擎之下，新的產業形態層出不窮，其中智慧城市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行業和被服務對象。

　　站在2021年，回望過去一年新基建的成績，我們重新審視智慧城市的發展，在動態中前進，在失敗中摸索，在成功中沉淀經驗。唯有如此，方可在2021年續寫輝煌。

　　新基建與智慧城市：內核一致，2020年“喜結良緣”

　　自2020年在中央高級別會議上被定調后，“新基建”的概念勢如破竹。

　新基建的“新”，區別于“舊基建”的本質，重點在于打造更具數字化能力的基礎設施（七大領域包括：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

　　在2020年初出口和消費疲軟的境況之下，依靠舊基建已經不足以強力帶動經濟的發動機；更大的時代背景在于，2020是國家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2021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這個關口的銜接十分重要，而新基建成為了當仁不讓的產物。

　　當然，也正是新基建數十萬億的巨大政策機遇，給智慧城市帶來了順應時代潮流的市場風口。

　　5G、大數據、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這些都是智慧城市的典型技術基礎，可以說，城市的智慧化是“長”在這些因素之上的。那我們究竟以何種態度來厘清新基建和智慧城市的關系？

　　1）智慧城市是新基建的服務對象。新基建以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為組成要素，而智慧城市亦包含智慧的城市數據基底、數據創新平臺和不計其數的創新應用，歸根結底，基礎是為中層平臺和上層應用服務的，因為智慧城市的各個場景最終都是受益于新基建的實施；

　　2）智慧城市是數字經濟的高級產物，而新基建則是數字經濟的保障。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強調一個詞，叫做“新舊動能轉換”，一旦不適應新時期的經濟社會需求，就會搖身一變成為落后的制度設計，但是數字經濟的前途似乎更大。有一項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規模以上（年銷售額500萬以上）企業超4萬家，累計完成軟件產品實現收入2萬億元。新基建為此打開了更大的想象空間，增長的天花板無限高。

　　3）二者都是激發創新的源泉，是今天市場中技術、資本密集匯聚的焦點。已經被證明的萬億級投資價值，讓新基建成為“日不落”式的熱詞，通過技術落地與資本催化，似乎還將釋放不可估量的巨大效益。智慧城市也是巨大的技術磁石，最前沿的技術在這里走進千家萬戶。

　　從全球范圍來看，智慧城市每年依舊以兩位數進行增長演變——這背后就是因為新基建背后是智慧城市的本質和核心。我們參與其間，同時成為被改造的一份子。

　　今天，站在新起點，面對城鄉發展二元結構、數據鴻溝，智慧城市的建設刻不容緩，新基建將在其中帶動數據不斷流動而產生不可估量的疊加效益。

　　智慧城市在2020年出現的變化：新基建之火“猛烈燃燒”

　　借由新基建的“大力出奇跡”，智慧城市行業的熱戰比以往都更加緊張。一方面體現在入局廠商的投入資金越來越巨大，一方面體現在各地城市在建設智慧城市上的堅定決心。

　有資深行業人士指出：智慧城市行業的天花板已經被打破，因為行業之前的大單都是數千萬的資金規模，1億以上的單子都直呼天價，但是整個2020，我們看到3億、5億、8億甚至10億以上的單子頻現，“聯合體”更是能憑借超強能量拿到數十億的單子。這反映了單體訂單的結構已經成為一種潮流，各大城市紛紛撥財政以支持智慧城市建設。此現狀之下，中國的智慧城市已經達到一定的發展高度。

　　這種高度的背后，是中國的分工協作已經越發走向了巨頭“總包”再“分包”的模式，同時人才結構、各公司之間的協作更加靈活，能保障短時間內實現項目的交付完成。在這樣一個新的生態系統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成為了眾多巨頭之外的獨角獸、創業企業的前途選擇。

　　獨立經濟學家，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原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外之間關于智慧城市的發展，實際上存在路線圖之分。比如國際上很多國家把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作為智慧城市的重要指標，主張建立環保的城市環境；而中國在近幾年的城市發展中，特別看重政府行政流程與AI、云平臺、大數據和智慧應用之間的聯系，以政務上云、政務智能化作為衡量標準······

　　實際上，這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在無現金支付、共享單車、城市本地生活服務、網約車上已經經由互聯網強勢發展了一波，奠定了極佳的基礎，而這些在國外似乎也還是剛起步。

　　總之，先進的信息技術與傳統產業的結合（政務、教育、交通、醫療、金融、工業制造等），都被納入到智慧城市的應有之義。隨著一大波科技公司在2020下半年布局新基建，2021年還會繼續出現智慧城市“繁榮向上”的景象。

　　預測2021年智慧城市的變化：新基建繼續打頭陣，數字孿生、智慧鄉村將爆發

　　整個2021，我們基本能預測到的是，科技還會不斷向前，人文關懷不斷體現，傳統產業將實現數字化、智慧化，數字經濟將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引擎。

　1）數字孿生將會更加火爆。2020年的大單很多都是單一來源，獨立的訂單模式意味著獨立的交付和維護，這在根本上帶來了城市運營商的產生。城市的商業體、園區、社區、街道、港口都將吸收數字孿生的技術因子，一座座類似雄安這種“白紙般”的城市將拔地而起。未來，孿生城市的基底將是全匯聚、全流通的數據，比如雄安新區與京東科技聯合打造了專屬城市操作系統――塊數據平臺，各個領域的數據從產生初期就在平臺上共同生長，進而匯聚、融合，最終實現整個新區全要素數字化和孿生化。

　　2）新基建下沉到農村，智慧農村成為廠商重要追逐點。在2020年收尾之月，智慧農村、農業物聯網概念迭起，國家數字鄉村試點工作不斷深入，新型城鎮化戰略持續推進，智慧城市的范疇從城市延展到了鄉村。城鄉二元結構這個多年“頑疾”，或許將借助新一輪智慧城市發展縮短差距，實現更好協同與融合。縣域型的智慧城市將火速推進，百花齊放，同時圍繞農產品的生產、加工與零售、農村的旅游業、文化業都將呈現不同的特色。

　　3）先進技術在工業制造應用將助推我國成為工業強國。“工業大國”到“工業強國”不是簡單跳躍，而是需要憑借巨大資源。2020年一大批工業AI、工業互聯網企業走進工廠拐角，日積月累式地實現了產業面貌變化。數據顯示，中國有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業增加值預計連續11年居世界第一位。

　　4）信創產業走入視野，國產替代產業集中式爆發。當前國家間競爭時常牽涉到產業命脈，從早些年的稀土資源戰爭，到近些年的芯片供給之爭，基礎產業的自主化正成為廣泛共識。國家大力推進國產替代、大力發展七大新基建、大力發展北斗事業，都是為了在未來的競爭格局不占下風，網絡安全、工業軟件、芯片制造都將是舞臺上的主角。

　　5）大城市的早前規劃方案均不斷落地成型，樣板頻出。2020年，上海、北京、深圳、武漢、廣州、成都等地紛紛發布智慧城市行動方案，直指未來幾年的城市發展要義。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方案的定語不是“規劃”、不是“指導”，而是“行動”。這意味著2021年將是城市間資源爭奪的關鍵時期，關鍵人才、關鍵企業、關鍵投資力量、關鍵技術，像“賽馬”一樣在各地上演，省、市、縣、鄉都將實現數據的流動。

　　6）“市域治理現代化”將遍地開花。中國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地方政府層次結構，治理體系的運轉基本靠層級勢能推動。傳統意義上，國家和省級是政策制定者，區縣是政策執行者，市級則承上啟下。“市域治理現代化”新概念之下，市級的主動性將增強，社會治理的主導者角色得到突出。2020年6月，江蘇省南通市基于京東科技的“智能城市操作系統”，建成全國S個市域治理現代指揮中心，匯聚了南通市64個部門、10個縣市區數十億量級的數據，打破數據孤島，帶動南通的現代化治理邁上新臺階，成為國內典型案例。

　　當然，除此以外，智慧城市的建設與經濟大環境已經密不可分了。

　　發改委近期發文表示，2021年要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盡快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推進“十四五”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加快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城際和市域（郊）鐵路建設。

　　可見，2021年最大的市場依舊是新基建，而新基建背后就是智慧城市，我們需要有足夠的耐心來守候和參與這場偉大變局的發生，并投入足夠的人才和能力促成變革的實現。2020年國內GDP突破100萬億，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個里程碑，卻不是終點。